一、共同富裕对于各个行业的影响
围绕着共同富裕目标实施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和确立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各行各业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长期而言消费品行业特别是中低端消费品的需求应该会明显上升。
从学前到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可能会明显上升，这是争议最小、效率损失最低、获益最大、可能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特别是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学校，为城镇落户的农民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有很强的政策共识。对于素质教育的需求也会上升，例如中考、高考体育的重要性可能加强。为学校提供师资培训、教学设备、教学工具、乃至部分教学 内容等的企业可能获益。此外，职业教育是重要的赛道；体育，作为最重要 的素质教育，也许会成为大产业。
一些利润较高的国企可能会增加分红比例。
在回扣、洗钱、垄断等不合理行为之后，医药、传媒、互联网等行业的竞争逻辑和估值体系可能发生变化，例如，优势可能会从营销型医药企业转向实干型医药企业；传媒企业的透明度可能上升，有利于估值上升；互联网企业以前靠平台垄断作为护城河，现在靠什么？
长期而言，对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优惠措施的取消可能不可避免；需要关注对于一些特别依赖这些政策的企业，如电解铝、多晶硅等。
关注一些意外的风险和机遇：价格暴涨的有色金融是否会有资源税？从茅台出厂价和终端消费价差之间获益的收入是否会被视作不合理收入并引发茅台定价体系调整？数字要素的产权、安全与交易机制的设定可能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二、“共同富裕”政策的宏观影响
短期而言，政策对一些行业的冲击和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市场的风险偏好；同时，整顿措施可能会直接影响教育培训的消费支出、互联网企业的资本开支，等等，对于总需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期而言，市场对于政策的理解会逐步深入，预期会也逐步稳定，市场风险偏好将有望回升，对中国风险资产的估值构成支撑。
长期而言，如果相关政策在调整收入分配方面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的消费需求可能回升并有望带动总需求走强；要素市场改革、政府治理改善等供给端效率的上升也有望减缓潜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并提升资本回报。共同富裕政策有望扭转中国乃至全球通胀和真实利率持续下行的趋势。我们预计在 2030 年 10 年期 国债的底部可能会重新回到 3%以上。
中国经济的结构也会更趋于均衡，由于消费上升储蓄下降，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 房地产泡沫扩大的压力将有所缓解，有利于宏观金融稳定。
三、北欧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北欧国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优等生。就我们看来，北欧模式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多采用同时改善公平与效率的措施；基本避免同时有损公平与效率的措施——特别是廉洁政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政府失灵。当然，由于北欧在实施牺牲效率追求公平的收入再分配领域力度较大，效率损失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间，过度的收入再分配也一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对中国而言，由于政府治理的水平（廉洁和高效的程度）无法达到北欧的水平，肯定不适宜——现实中也不会——走北欧大政府的道路。但是北欧国家在该尊重市场领域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和该弥补市场失灵领域努力弥补市场失灵的做法仍然值得借鉴。
6.1、北欧模式的成功是尊重经济学规律的结果
在一般领域，北欧国家是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甚至经济自由度高于美国的国家。举例而言，北欧政府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并不因为一些企业是国家的标志性公司便横加干预或给予过度保护，例如瑞典允许萨博破产，并由中国的吉利拥有沃尔沃。北欧国家也勇于打破行政垄断，取消了一些行业的特许制度（charter）， 例如出租车等行业取消准入门槛，充分地实现市场化竞争。此外，北欧国家虽以大政府而著称，但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却也有大量的私营部门，瑞典和丹麦都有学校代金券（school vouchers）的制度，相应的教育补贴以代金券的方式给出，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想去的学校（包括私立学校）；甚至学生选择出国深造，国家也提供奖学金以支持。瑞典、丹麦和挪威不仅允许私人公司参与竞争公共合同，公立医院还可以由私人经营。
虽然北欧国家的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较高，除了履行一般性的政府职责和收入再分配之外，非常主要的集中于教育、医疗等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北欧国家财政负担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发达经济体中都处于靠前的位置。丹麦政府建了一个“flexicurity”系统，一方面为企业裁员提供便利以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市场化，一方面又为被裁员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支持。
北欧廉洁高效的政府降低了大幅缩减了政府失灵的范围。北欧国家政府确实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仅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高，公共部门的雇员占劳动力市场的比重也在 30%左右，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15%的水平。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北欧国家本身政府治理的费用较低，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差距不像其它国家那么大，且公平性更好。
北欧国家一方面因为民族单一、人口较少，彼此信任程度较高；一方面政府运作的透明度非常高——例如每个瑞典人都可以随时查阅政府记录，政府官员哪怕非必要场合坐一辆政府的豪华汽车都会被立即发现和谴责，因而政府高效廉洁。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20 年廉洁排行榜， 丹麦列全球第一，芬兰、瑞典也在前十之列。廉洁高效的政府确保政府服务可以比较均等而且高质量的配置给每个国民——北欧公立学校医院的服务质量令人称道；税负负担也可以比较合理的分摊给国民——涵盖收入和财产的成 熟税制、严密的税源监控体系和广泛的税务宣传减少了富裕人群利用信息不对 称偷税漏税的可能。
北欧收入再分配力度较大，在保障公平的同时，在效率上确实也有损失。北欧国家为国民提供了一套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免费的教育（囊括高等教育）、全民医保、养老、失业救助、住房保障等。北欧国家也采取了一些平衡区域发展的措施，比如挪威对工业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及低息贷款。许多北欧国家的工会也在平衡劳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措施除了弥补市场失灵之外，肯定也有需要牺牲效率来维护公平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北欧的收入分配当然非常均衡，但是效率损失也客观存在。最聪明、最有企业家才能的北欧人不少聚集在伦敦30；统计数据也显示，北欧裔的美国人的人均产出比北欧国家还要高出 39%。
6.2、 “北欧病”的教训
当然，北欧模式也是在不断的改革与调整中逐渐完善的，“北欧病”也曾是批判与讨论的对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与福利制度的粘性给北欧各国带来了沉重的债务压力，到九十年代，丹麦与挪威的债务已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五成，瑞典在全球人均 GDP 的排名也有下降。
在医疗方面，当时北欧对医院采取的是政府主管与经营，并在提供公费医疗的同时提供医疗津贴。公立机构的行政垄断与民众缺乏监督导致的“过度医疗”，不仅造成医疗效率的低下——“看病难”，还带来了医疗费用的膨胀。从 1980 年到 1988 年的 8 年间，单位时长的医疗费用增长高达 100%。因此 90 年代，政府一方面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私人部门参与竞争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限制个人可以全额报销的医疗费用总额、为病休补贴设置条件与额度、成立“诊断相关组织”监督医疗手段与价格等，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的无序增长——公共福利需要相应的监督机制设计以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损失。
此外在失业补助等方面，北欧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机制上鼓励就业，避免 “养懒人”。比如领取失业保障金需要参加就业培训并努力寻找工作，补助金额与之前的工资水平相挂钩等。
总体而言，“北欧病”的根源在于过度追求公平而对效率的平衡不足。在医疗、失业补贴等转移支付方面的限制不足，导致了过多的转移支付，引发了居民工作动力的缺乏、公共福利的浪费与过高的税务压力。同时政府还有一些措施，比如公立医院的垄断，既降低了效率（例如医疗费用的暴涨），还可能使得收入的公平恶化（“过度医疗”导致了“看病难”，损害了最需要医疗服务的居民及时得到医治的权利）。当然，北欧较为清廉的政府减少了权利寻租的可能，降低了这类措施的危害，但“北欧病”的教训依然警示我们在采取牺牲效率追求公平的政策时，需要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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